2005年3月28日，《中国中医药报》刊登了“中医发展应走中西医结合之路”的文章，说中医有三大痼疾：复古、信老、抱残守缺。认为“中医西化”是实现生存的必然选择，是中医的“重要出路”。该报12月7日又发表了某中医专家“思考中医现代化”的文章，认为西医发展迅猛异常，临床覆盖面不断扩大，中医临床则处于弱势，如一味属意于特色而忽视时代性，在医疗市场的竞争中，势必还要退缩。并说“从近年媒体的舆论看，中医忽尔说‘未来的医学是中医’，甚至美妙无瑕，忽而又说‘中医即将消亡’，自相矛盾，又很少自醒，总是问道于其他学人，以求得一句‘中医是科学的’，这说明自信不足”。并呼吁对于中医自身的体系及特色等方面“做一个全面的清理”，用中医现代化的“伟大实践”，保持中医特色性与时代性的和谐。某著名专家也说“有些人不理解中医学的精华，因而对于引进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不免有‘西化’的嫌疑，陷入‘引进——挨打’的思维怪圈”，“有的高谈阔论激情高得离谱，而提倡实干苦干却不足”。

如何看待中医的现状与未来，应当走什么道路、用什么方法发展中医，的确需要我们“全面清理”几十年来所进行的工作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。

本文主要内容收载于朱良春先生主编的《名师与高徒》一书之中，文题为《邓铁涛未来医学思想初探》，在南通会议上进行了交流，引起部分与会代表的关注。本书在收载本文时，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与补充。2006年2月15日《中国中医药报》曾摘要发表。

30年前，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·托夫勒著《未来的冲击》， 他在序言中说：“沛然而作的变革浪潮，其来势之猛，实已到了足以溃决庙堂，否定价值，毁根拔基的地步。未来冲击已经不再是一种遥远的危险，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时症”。

其实，美国在1970年时所面临的未来冲击，远远没有中医学所经受的现代西方医学的冲击更猛烈、更强大。1970年我们正在干什么？文革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未来？当时混乱的局面，曾经困扰过共和国的领导人。1974年提出的“四个现代化”奋斗目标，无疑是走出困境的大胆假设。后来虽然有过动摇，但始终未曾让人们遗忘。这一事关共和国未来的设想是那么智慧，它使激烈的论争、人与人的斗争转化为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。对于未来的憧憬，曾经鼓舞了一代人。当年的改革开放、今天的社会进步、经济发展，与“四化”的宏伟目标不无关系。未来学的伟大力量，是不可低估的。

面对冲击，阿尔文·托夫勒说：“使我吃惊不已的是，我们大家对于应变的问题所知如此之少。”那么，中医界在面对西方医学冲击的时候，是否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，有了自如应对的良策？是否已经“严阵以待”、“我自岿然不动”？“衷中参西”、“中西汇通”并没有使中医达到免受冲击的作用，也没有成为溶解西医、同化现代医学、发展中医学的理想境界。紧接着而来的“中医科学化”，其潜台词就是余云岫的“中医理论陈腐玄虚，中医经验偶合幸中”！更大的伤害是有人说中医是“封建医”、“旧医”，必将随着封建社会的消失、学习苏联经验的深入而不复存在。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下，中医的未来能是什么呢？

还有一个善意的误解，说中医是“伟大宝库”、是“祖国医学遗产”。宝库可以被利用，也可以被盗窃，只有逐渐消失的前景，而不会有充满生机的未来；“遗产”也是满带着陈腐气息的旧东西，很难让人有时代的感觉。“中医现代化”的前提，就是中医不够“现代”，而是处于“过去”的、“朴素”、“原始”的状态的代名词，这样的医学，能是富有生机的医学吗？能够唤起从业的青年的热情吗？不“自我从属”才怪！一个满是陈腐气息的学科，能有光辉灿烂的未来吗？难道我们是“第二个”考古学专业？！

邓铁涛教授对中医学有深厚的感情，几次上书中央领导，对于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，对于确立中医药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地位，对中医药的发展倾注了满腔的热情。他看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尤其是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之后，中医事业在组织上有了较快的发展与恢复。但是毋庸讳言，在表面繁荣的背后，隐含着深刻的学术危机。博士生复试的时候，竟然写不出十个中医处方；某些高职称的专家，在诊病的时候连脉也不摸了；众多的中医毕业生都不学习中医原著了，从经典到历代医家的著作都被冷落在一边，却去盲目地追求现代化，学西医、学外语，传统的系统理论被当作摆设，或者认为是即将被取代的陈腐说教，中医理法方药体系的完整性正在逐步被肢解、被改造，长此以往“大厦将倾，中医危矣”！现代医学对于中医学的“不尊重”，对于改造中医的热衷，引起了邓老深深的忧虑，他一次次不顾年事已高，站出来大声呼喊：《正确认识中医》《为中医发展架设高速路》《中医与未来医学》《21世纪中医必将腾飞》《再论中医药必须深化改革》！他为我们清醒地认识中医投去智慧的一瞥。

邓铁涛教授对中医的现在与未来曾经有过很形象的说法：“自我从属”， 用西医的标准评价、改造中医；“泡沫中医”， 职称系列齐全、中医味越来越淡、中医院不姓中、不能姓中；“回归中医”， 坚持传统、重温经典、早上临床、早跟师学习、提高临床疗效；“做铁杆中医”， 能中不西、先中后西、坚持唯物辨证法、用最先进的科技发展中医；“中医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”， 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、中医药学是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第五大发明、中医学的先进理论部分是未来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、“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医学”、“仁心仁术”是未来医学的最高精神境界。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医现状清醒的认识、忧虑与期待。

邓铁涛教授在《中医与未来医学》中说：西医“不少治疗手段，看来对某一个病已经解除了，但会落下另一个终身遗憾。例如小孩发热，用抗菌素治疗，热退了，但耳朵却聋了！据报导，中国每年制造3万聋哑儿童；又如胃溃疡大出血，血止不了便把胃大部分切除。又如‘糖尿病足’，病在脚趾上，治疗方却把脚切掉，未能治愈又把腿切去了！这样的技术，就不能称为‘仁术’。不论现代手术已发展到如何高明的程度，但大方向肯定是错了。中医学对不少急腹症，可以用‘非手术治疗’治好。用‘仁术’来考量，这才是未来医学的方向。”一个学科的振兴，离不开理论的进步。邓老未来医学的思想，为中医树立了一面前进的旗帜。

在《正确认识中医》里，邓教授说：“站在世界的角度看，举凡中医处理疾病卓有成效的方法，在外国专家眼中，都是新鲜事物，是创新。举例如‘针刺四缝’治疗急腹症的蛔虫团梗阻，既简单又速效，又省钱。在外国医家看来却多么神奇！把这一疗法放到世界医学中去，就是现代化的成果。什么叫现代化？就医学而言，不应只追求形式，不应以时间定位，应该用最少的支出，以最短的时间，达到最佳的效果，这才是世界人民对现代化医学的要求。病人住院从头到脚，做各种仪器检查，出院交费几十万，这就是现代化吗？”“但可惜的是，我们当前的医、教、研，都努力引进西医的东西以图说明中医之理论，或以西医的理论改造中医的精华，以为是在创新。这种错误的倾向，影响中医的发展已数十年了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省。”

邓教授为我们“正确认识中医”，指出了一个正确的立场，就是应当站在全世界科技发展的立场上看问题，而不是用王清任解剖实证的观点为中医改错。（比如，西医切去了脾脏，中医辨证的时候也不能认为无脾。因为在中医的理论体系里，“人绝胃气则亡”，岂能没有“后天之本”？）凡是现代医学所不能认识，而中医确有实效的东西都是精华。比如中医药运用独特的思维方法，驾轻就熟地依靠四诊就能认识病人的状态（证候），深刻地阐明西医看不见、还没有形成病灶的疾病（如占人群70%的亚健康），并出神入化地运用含有复杂化学成分的中药（中药在吸收的时候已经属于分子水平，而不再是粗糙的草根树皮），安全有效地治愈了很多常见病与疑难病。尽管医疗市场排斥中医特色，简便廉验的中医药的确优秀。

邓教授说：“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，但真正认识中医药学的真正价值，对于世人来说，对于医学界，甚至对一些中医来说，却不容易！20多年前，在一次中医学术会议上，有位西学中专家说：‘抗生素发明之后，中医治疗肺炎便落后了；速尿发明之后，中医治疗水肿便落后了。’前几年有青年中医写文章认为：‘中医变也得变，不变也得变’。往哪变呢，朝西医方向变。去年又有资深的中医专家写调查文章，认为中医的临床优势病种越来越少了。如此之类的文章还不少，多立足于批判中医理论之错误或不足，或对某些理论抽象的肯定、具体的否定。这都反映一部分学者对中医药学的信心不足，一种信任危机在滋长蔓延，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潮。